此刻,他们每,闹得莫征的房间简直像个客店。

此刻,他们每,闹得莫征的房间简直像个客店。
院子里什么味道全有:醋熘白菜,葱花烙饼,油煎带鱼……什么声音也全有:两口子吵架,婴儿啼哭,收音机放到最大音量,河北梆子,慷慨激昂。从这音量可以猜出,开收音机的人,准是个耳朵挺背又在剁肉馅的老奶奶。她们大清早一睁开眼就会把收音机拧开,从早到晚,就这么哇啦哇啦地响着。别管是播送《天鹅湖》,还是《资本论》浅释,或是《说岳全传》……其实她们一个字,一个音符也没听进去。
越闹越离谱了。两个共产党的部长,怎么心血来潮,去拜访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呢。那人是全国鼎鼎有名的大右派,刚刚改正不久。“他们——”田守诚拖着长长的话音沉吟着,难怪部里最近私下有人议论,重工业部有两个司令部。笑话,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谁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来了,这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问听得反胃的话。
再打一下吧,再打,这小暴君。
再过半个月,还是没信儿。
再说,他自己不是也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一定的迁就和让步吗? 上次,田部长不知为什么缘由来厂里看看走走,他不是也同意报销一笔招待费吗? 他说:“香烟嘛,就买三盒吧。他们要抽就抽,不抽不要打开,留着下次用。”原政工组组长深奥莫测地笑了。还有人说他小气。小气? 谁不小气又从自己腰包里掏了一分钱呢? 部长们在自己家里抽烟怎么办? 也有人招待? 明知这么做要讨人的不喜欢,但他要决心在自己的工厂里造就一种公事公办的风气。
再说干活。七八年以前,车间里老是完不成生产任务。全车间的人都埋怨车工组不给劲,拖了壳体大组的后腿。吴国栋没少批评他们拉了生产进度,影响钳工装配。
再说郑子云也决计不会同意这么干。
在别人看来,何婷的一生够顺利了。四五年参加革命的一个满洲国的“电台之花”,很快地人了党。她是一个有头脑的、进攻型的女人,断然不肯留在文工团里,早就看准了“政治”这碗饭。于是她沿着政工部门的阶梯:文书、干事、办事员、科员、科长……直至一九六二年孔祥把她提为处长。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她现在应该是局长。每每在电视上的国际新闻里,看到马科斯夫人或撒切尔夫人周旋于外交场合的时候,她的嘴角上总是撇着冷笑。如果不是机缘不对,谁能断定她不能成为马科斯夫人或撒切尔夫人那样显赫一时的人物呢? 于是她便悻悻然地从电视机前走开,自怨自艾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闷气。从不气馁的她,这时便会感到黄金时代已经杳然而去,她这一生亏得厉害。什么都让她想发脾气:挂历上那个电影明星笑得太媚——她也同一般女人一样,特别容易发现别的女人的缺点;老太太的红烧肉烧得不烂;或是大女婿的吉他,拨楞、拨楞地响得她心烦;因为中风十几年不上班,也不能升官儿的老头子,口齿都不清了,还呜噜、呜噜地要求她上这儿、上那儿,给他买这种或那种吃食,到了这种份儿上,七情六欲哪样都不见减退。别看他走路磕磕绊绊净摔跤,只要她照顾得稍不周到,就会到部里去告她虐待他。
在部里,人人都说汪方亮是“拥郑派”。按照他的能力,他的才情,他能甘居谁人之下呢? 汪方亮不过是拥护改革而已,只是在这个前提下,他和郑子云,走到一块来了。
在大学,他们是不错的朋友。他虽然是理工科的大学生,但在绘画、音乐、文学……方面的修养都很高,人也生得风流倜傥,有什么配不上万群的地方呢? “你应该去追求万群,不然这小鸽子早晚有一天会在别人的屋檐下做窝。可有谁能配得上她呢? ”
在党的历史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如果说它的重要性相当于长征时期的遵义会议,一点也不为过。三中全会只开了几天,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会前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的。
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他很早就注意提拔技术人员,恢复技术职称。那时,这些问题,还没有个明确的说法嘛,还是团结、教育、改造嘛。
在工资形式上,陈咏明搞奖励制度、实行计件工资也比较早。
在柜台前交账的时候,小古觉得刘玉英的面容,因为愁苦显得更加疲倦了。她一面数着零钱,一面匆匆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刘玉英说:“五点半,你该下班了。”
在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上,不考虑项目的可能性,不作详细的、科学的技术分柝,不进行几种方案的比较,不尊重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一拍脑袋就是多少、多少,上这个、上那个,谁都可以随便批东西、批项目,这个人也能决定问题,那个人也能决定问题。这完全是封建的办法。即使你这个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在今年全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的年会上,还没有一篇论文讲到企业整顿以后应该怎么办。郑子云设想过重工业部向前发展的远景共十二条。现在只有一个雏形,他想五月份拿出初稿,六月出去试讲,征求意见,然后修改。九十月份形成文字,到一九八0 年底每条形成一本书,作为对企业管理干部进行现代化企业管理的训练教材。
在买黄花鱼的队伍里,大庆办公室主任的夫人和政治部主任的夫人,嘁嘁喳喳说得十分热闹。她们看见郁丽文走过,便死拉活拽地要她插进队伍里来:“今天黄花鱼很新鲜,就排我们前头,眼瞅就轮到我们了。”
在汽车上,画家忽然冒出一句:“解放这三十年来,从来没有一个部长——”
在去213 房间的路上,贺家彬把这些方面的情况都思量了一遍,除了调动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似乎都不和他沾边儿。调动工作?!现在他还能干什么呢? 快五十岁的人了,在这个岗位上消磨了二十多年,什么成绩也投干出来。他原是学物理的,如果大学毕业时,就分配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单位,也许会做出点儿什么。
在石全清看来,贺家彬的行为是幼稚可笑的。他和贺家彬共事多年了,在这许多年里,他眼见过贺家彬栽了一次又一次的跟头,碰过一次又一次的钉子。他能够清楚地看见横在贺家彬面前,并且注定要把他绊个大跟头的每一块石头,但他从来不提醒贺家彬注意,他巴不得贺家彬这样折腾下去。因为,人在跌跤的时候,很容易丢掉自己的金表或钱包。偷别人的金表和钱包是不行的,那太卑劣,但是可以捡,而且还不会被丢东西的人发现,因为,那会儿,他正疼得难忍呢。
在一份部办公厅请示该不该给本部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分发奖金的报告上,田守诚那支洋洋洒洒的大笔停住了。
在这简单的,凑凑和和、得过且过的客厅里,她像天外来客一样显得不真实,让郑子云想起“七仙女”、“画中人”那一类的故事。
在这样一个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有什么是非不能分清呢? 有什么障碍是不可越过的呢? 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开一些局面,指导思想不正是从三中全会那儿来的吗? 想到这里,他心里踏实了、熨帖了。
在这种心情下,他尤其不愿意回家。说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上层机关里的事情,绝非像表现出来的那么轻轻淡淡。任何一句不疼不痒的谈话后面,所囊括的内容是局外人永远无法估量的。
在周围一片觥筹交错、猜拳行令声中,他们显得太斯文了。一小口、一小口地吮着杯中的茅台,静静地、慢慢地嚼着。老了,牙齿不那么好,胃口也不那么好了。烟吸得倒不少,话说得也很多。。右边的一桌,几个年轻人喝得红头胀脸,一个劲儿地嚷着:“七个巧呀! ,,”六六顺呀! “
在走廊里何婷迎头碰上了贺家彬,她想起分配给处里的那张电视机购买证,罗海涛多次表示想要,他是她那个核心的中坚。这个人情还不该送?!别人不会说什么,贺家彬也许会说怪话,先摸摸他的态度,其他人那里好说。
暂时是说不清楚的。圆圆的事情恐怕也是这样,郑子云信心不大。
糟! 忘了,忘了,她早忘了。而且那几个表格扔到哪儿去了,她也记不起来了,应该及时交给处里的人去办就好了。这一段时间,她全副精力都投入二女儿留京工作的事情上去了。
糟糕,他的心全不在了。这个时候可不能犹豫,他只有加大油门冲过去,并且立刻拐进另一条街,下个十字路口准有警察在等着。
早上接班,李瑞林到得挺早。他在厂子门口,呆呆地站了许久。心里什么滋味儿都有。两个多月没来上班,身子骨倒是清闲了,脑袋瓜可一直没闲着。想不到他这个给别人治了二十多年“思想病”的支部书记,有一天自己也会得这种病。奇怪不奇怪。
早上一起床,拧开收音机的开关,在灯丝预热的十秒到十五秒钟时间里,可以叠一床被子,然后拨到北京台,收听六点钟北京台的简明新闻。去厨房拿扫帚的时候,顺便把昨天晚上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在铁皮大洗衣盆里。点上煤气炉子、馏上馒头,回头扫完地、擦完桌子,馒头也就馏好了。然后调好豆腐粉,洗脸刷牙的时候,豆浆熬得了。
造反派说,“复辟倒退。你一上来,造反派下去了,你那帮狐群狗党又上来了。这不是‘还乡团’吗? ”
怎么,他竟也发起郑子云那套书呆子的议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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