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

梯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疙疙瘩瘩的山路两旁,还堆放着砖 瓦沙石以及雕梁画柱等杂物。第二天,我们才听人说,这儿要修筑一座市委疗养院,我们这 些筑路工要改行变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驳的梁木,是扩展天安门广场时拆下的民房 旧料。
别了!未来的“水晶城”!
别了,北京!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是那赶车的人
病床前空了,我请求护士给我一面镜子。镜子中的我,整个面部都是白色绷带,只有我 的一双眼睛是黑的。我自知烧得不轻,但事已至此,一切唏嘘感叹都已无济于事,也只好听 天由命了。到了晚上,张师傅来看我了。对我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听 着的份儿——人家已经尽到了师傅的责任,事故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因而,我对这位朴实 的老师傅,首先进行了自我检查。他大概是想宽慰我的心,便坐在病榻边的木椅上与我聊开 了闲天: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支支吾吾——我该怎么说呢?家庭成员中的二分之一在劳 改农场,这是无法出口的事情。
不管“头人”出于什么动机,应当说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不再俱怕那匹蒙古马了。 我能摇鞭赶马车了。这在知识分子工农化上,算是一个进步。俗话说:“艺多不压身。”至 于文化是否在工农化过程中退化,那是哲学家们的课题,我无需多来饶舌。从此以后,只要 老温不在,车把式的任务非我莫属。记得,已是1960年的深秋时节,“头人”分配我赶着 马车去北京东北郊的九龙山酿酒厂拉稀酒糟。大平板车上用绳索固定住一只大洋铁桶。当 时,报社。出版社和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已经出现了玉米核搓成浆液后掺真正玉米 面蒸成的窝窝头,饭桌上已出现了代替真正肉食的人造肉。1958年大跃进吹牛吹出的谎 祸,在北京各个机关和家庭的餐桌上已然呈现出恶果(山东、河南……包括“天府之国”四 川,饿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因此,拉稀酒糟养猪,成了饥饿年代中的特殊任务。 我身为一个戴帽右派,黎明前披星戴月套车而出,直到乌鸦绕树飞鸣的黄昏才归。
不管想东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聋的除锈锤声之故;但是那种喧嚣的音乐,没有能听多 久,不知从哪儿又吹来一股风,我们这些“双料货”,奉命迁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张家口 学习化工,烧焦了头发和眉毛,等于是玩闹一场——我们带家属的全部调往晋南的伍姓湖劳 改农场。这是一次十分蹊跷的调动,可能农场出于甩包袱之故(带家属的有的生了第二代, 生活上难于管理),我们于七五年早春,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途经陕西跨过黄 河,拐到晋南。记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说其有趣,实因其没有任何一个劳改干 部押送。我们身着厚厚的冬装,背着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换车, 与乘车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不管怎么说,寒天送衣还是解急的行动。结合实例,“感谢政府关怀”和“一定努力脱 胎换骨”之声,在帐篷里不绝于耳。
不管怎么说,我在困境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车去 东郊高碑店乡“社教工作组”报到。我被分配和东城区妇联一个同志到农业社所属的各个生 产队去调查。我拼命地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积极表现,还不如说是以繁忙的工作压抑内心的 忐忑不安的情绪更为准确。我最怕黑夜的寂静,躺在床上总是久久不能入睡,就连水塘里的 阵阵蛙鸣,都能使我联想起批斗右派时的激昂口号声。还好,睡在同一顶屋檐下的同志,都 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梦,并没发现我这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妇 联同志,对我白天连打哈欠表示不解。
不过,我对他想对《讲话》鸣放一下的意念,并没有表态。他激发我鸣放意向,倒是另 一课题。当时文坛正热衷于讨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 个创作信条,我疑惑的支撑点是:本来我们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用现实主义的 名称就挺恰当,为什么在“现实主义”前面还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帽子呢?这会使作品政 治大于形象,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总体外因。因而,当《北京文艺》的编辑来我家里, 让我对文艺问题鸣放时,我提笔写了一篇十分肤浅的论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 疑》,以讨论这个创作方法是否科学为轴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发表在该刊的4月号 上。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到了,还 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1960年底的“严厉打击”,把她当作思想反动分子掷到这儿来了。
不久,奔赴大西北的列车,终于把一对在苦难中结合的恋人,载往了关山万里的青海 湖……
不久,车过一个县城,农民们举目观看几辆卡车上的“动物”,我们也向他们遥望—— 这时我发现了商店的木牌牌上,写有沁水县的字样。我突然想起这儿是赵树理的老家,难怪 他的小说土得掉渣呢,就凭那一座座硫磺小窑冒出臭气熏天的黄烟,就足以代表这方水土的 原始色泽。车队再往前开,冒着浓烟的小窑不见了,群山像魔术师变幻的魔术那般,一律变 成了光秃秃的和尚头,山峦与山腰上没有一棵树——我在煤矿下井几年之后,才懂得了凡是 腹内藏有乌金的山,山上都是不长树木的。所以,我们看见“和尚头”的时候,就临近煤都 晋普山了。
不久,从六中队传来一个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陆丰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洋场,按 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他属于地档道档的资产阶级出身。在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即将毕业的 日子,赶上了反右派斗争,他在民主专政与“内行”、“外行”问题上鸣放了一下,被戴上 右派铁帽送进了劳改农场。昔民,一个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爷,在这儿竟然吃开了五毒,他 把捉到的一条蛇、一只蛙、一只癫蛤蟆和一只老鼠,放在一口小铝锅里煮熟吃了。夜里,他 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哆嗦。几小时之后,他已经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亏分场的医务室里 一个“二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人员)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把他从死神的怀抱中抢了回 来。因为我和他常在墙角煮食时见面,虽然不在一个中队,还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后我 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智虽已清醒但面色蜡黄。在炕边上,我说:“你怎么能乱吃五 毒?”
不久,换房搬家的命令下来了——我没有到大周周未,不能回去帮他们搬家,是街坊的 几个同命运的孩子,帮着一老一小,把家搬过去的。待我再一次公休,已然不用再去原来的 院子了——这一老一小,搬进了南吉祥胡同十七号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10平米的小屋。那 是一间低矮、一年四季也见不到阳光的房子。前面矗立着一座高高的青砖楼,原本为著名京 剧演员杜近芳的家宅。“文革”开始以后,其家受到了冲击,不知被撵到了什么地方栖身去 了。我家的那间小屋,昔日住着杜近芳的保姆——自从杜近芳(其先生家姓吴)一家搬走, 派出所搬了进来以后,在青楼与大杂院之间,砌了一面高墙,以示楚河汉界。由于地下水道 不通,到了冬季,那一排低矮的房屋之前,成了一个冰砣堆成的滑冰场。母亲又是两只小 脚,曾经被滑倒过几次;不过这对于经历过“文革”洗礼的母亲来说,构不成活不下去的问 题。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 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改农场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队长不在屋的瞬间,递给我一封短 信;信尾没有署名,但那字迹我分辨得出来,这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我,王 蒙重新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邵燕样在《人民文学》上也有诗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县报 记者)将在《北京文艺》上亮相云云。这个信息,对我说来比姨兄带来的那一堆食品还重 要,因为那是冰河解冻的消息,是关联到劳改农场一大批落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所以, 我姨兄一离开农场,我立刻把这一准确的佳讯,告诉了我的那些“同类”,于是老右们心中 渐渐熄灭的火,又重新开始冒烟,大家都把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视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 征兆,觉得同类已然能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解放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遥远了。
不久,秦让我担任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不久,他便被错划右派,在劳改农场。矿山做过各种苦工,终日与流氓,小偷,甚至杀人犯在一起。
不久,我的这位小伙伴,就和我拉开了距离。她不再和我说话,并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审 视我。我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不吉祥的信号。果然,“社教组”下达了叫我返回机关参加 反右斗争的通令。我揣摸到厄运要降临到我头上了。这反而促使我丢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绪, 去迎接命运的赐予。当晚,妻子告诉我,报社揪出来的右派已满十员,我虽然尚未被定性, 但是楼道里已出现了关于我的大字报。
不久,我就停止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思考——因为我也变成了一个两条腿的动物。
不久,我这个梦境应验了。《这是为什么?》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 社论,见诸各个报刊。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黄鹂、百灵、杜鹃、翠鸟的啼春之声顿时消 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昨天的广播员,还在盛赞鸣放 的鸳歌燕舞;今天,则转口说它充满毒汁,语调中流露出肃杀之气。街道上一度播放着的印 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突然哑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从广播中销声匿迹。仿 佛在这盛夏时节的短短几天,历史的火车头来了个急转弯,一下子从车厢里甩下来几十万对 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
不久,一场无法苦戏甜唱的灾难,降临到了建源君的头上:当时已是早春时节,北返的 大雁,飞掠过晋阳大地的上空,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日夜“嘎—嘎—”地啼鸣着。当时 我和他同在一组里修筑新的监房。
不能说不巧。1957年秋冬我们从事劳动的工地,是满清最后一个状元的家宅。《北京 日报》说服了状元的孙女,把这宅院的地皮买了下来,拆旧宅,盖报社的职工宿舍。这地方 名叫“状元府”,此时这些落难的“文武状元”干着刨地基、挖房槽、砸钉子、运砖瓦、挑 灰浆一类的活儿。
不是吗?报社这些右派离开办公桌之后,报纸照常出版,书店照常卖书。
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我平日喜欢坐后排边座,没有一个人过问。今天后排靠边的地 方,还坐着王蒙、浩然、李希凡……以及者作家端木蕻良、李克、李微含……我很快理解了 呼喊我的意义。
不用再多说什么,我已然全明白了。
不用走过去看,我们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批去苏 联留学学生的石棺,正值豆蔻年华的一男一女,在国内就是一对情侣。一天,他和她在列宁 格勒涅瓦河上划船,被风浪卷入河底。留学生们为了表示对他和她深切的怀念,尸骨运回祖 国后,集资立碑,把他们合葬在这座石棺之内。我们初到下庄时,就仔细地观看过这个石 碑,上面除了这两个留学生的姓名和死亡缘由之外,把他们的照片也肩挨肩地镶在石碑中 间。因怕风吹雨淋,死者的灵魂不得安宁,这儿石碑上镶嵌着的照片,一律用透明的玻璃纸 蒙着。这两个死在遥远异国的中国之魂,此时正从发黄的玻璃纸背后,向我们微微而笑哩!
不知是否我过于敏感之故,我仿佛看见了“小耗子”张丽华从张沪背后射向我的目光。 那目光中没有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冷酷。不用解释,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警示,叫我回避, 叫我闪开她和她通往囚舍的路。张沪低着头走路,全然没有发现她周围的一切,因为她双手 捧着那个粥盆,一不小心粥汤就会从盆里溢出来。没有什么迟疑,我立刻走进我的号房,从 纸窗的一个洞穴中,向外窥视着张沪。当她走到我和她昔日蛰居的号房时,只是凄然地向窗 子扫了一眼,在“小耗子”勒令她“快走”声中很快消失了身影。我按捺不住哀伤的心情, 将棉门帘挑开一个缝隙,望着她和“小耗子”的背影。令我心寒的一个镜头是,张沪双手戴 铐走到她那间隔离室前时,“小耗子”本可以用手为她挑起沉沉的门帘,让她捧着粥盆进去 ——但她却空手走在张沪身后,让张沪自己用肩膀掀动棉门帘子。一次、两次、三次……由 于掀开棉门帘时身体势必发生倾斜,粥盆里的粥汤不断地泼洒出来。直到在号外洗脸的“小 黑子”对“小耗子”怒喝了一声:“你她妈的不会帮她掀一下门帘,她双手戴铐,能掀开门 帘子吗?”张丽华才不情愿地掀开那间隔离反省号的门帘……试想,我如果按“小黑子”的 主意,给张沪写去一张什么纸条,那张丽华能不把它交给军代表吗?!
不知是它受了惊吓,还是它此时不喜欢唱歌,它只是从一个枝权跳到另一个枝杈,尾巴 一翘一翘地戳向天空。它很孤独,这片松树林子里只有我和它,我突然触景生情,自己不就 是那只小小的“柳叶”吗?
不知为了什么,自从被召入宣传组开始摇动笔杆之后,多多少少勾起来一点死去了的梦 幻。尽管批林批孔,并不是自己所想干的,但是突然接触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种“久别胜 新婚”的亲切之感。当时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类,他因为小提琴拉得比较到位,突然被长治 文联调走,有此先例可寻,我想到我的命运能否在长治有一点转机?那位姓高(我已记不起 他的名字)的同类,在临行前对我说,以我的文学功底和名声,长治市是求而不得的人才; 山西老一辈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况,何不想办法回到社会中去?他说他进入文联后,要替我 力荐一下,让我也通过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不知为什么,一路上在我的头脑中,总是盘旋着那位女红卫兵的影子。她有母亲,她将 来也要做母亲— 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车上,她很可能给那位老太太让 座,或者顺口叫一声奶奶— 此时此刻,她心灵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恶占有,原始的野蛮便不 唤自至;而她的这种精神错位,既是人性的,又是历史的— 一个本来很伟大、但是后来被 神化了的人物,在这个特定年代,诱发出来的民族狂热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风唤雨,点豆成 兵了。这位姑娘的霎间表演,可谓是人妖嬗变的一个典型。真的,从见到这一幕开始,我再 不仅仅巍我自己的母亲悲哀— 而是为全中国的母亲们感到悲哀了。
不知为什么,与她争论起来,我永远是一个输家。
参加开湖造山劳动的只有我们清一色的老右还有在工地巡视的高元松队长。高元松这个 人有个特点,无论天气多么冷,他总是不戴帽子,寸头下的那双耳朵,被冬天的刀子风割得 通红通红。就在我和王玉珊压断了扁担的那一天,他把我叫到了一个避风向阳的角落,先让 我披上棉衣(我当时只穿着一件单背心),然后提示我说:“中队派你当小队长,不是让你玩命的。你的工作任务是关注你活段的全局。”
曹君是老右中少有的几个幽默人物之一。他读过的杂书又多,因而当他的话一吐出舌 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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