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是说……是说……别的地震!”他转了又转以后,

“有什么不好?中国这一段大历史,自然用不着我们去勾勒;可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 历史,谁能比你更有条件描述它?”他用画图的圆规,漫无目的地在纸上画来画去,“比如 英木兰,正因为她不是花木兰,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历史的内涵量才更大。”
“有事吗?”我诧异地问道。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伊犁的一个小旅馆里,想着我将来的出路时,有人轻轻叩门。我 打开屋门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低着头走了进来。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右派?”值班班长狐疑地问道,“右派都在社会上改造,怎么会被送到土城里来?”
“右派本来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等于是双料的反革命!”
“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号召鸣放?”
“雨水打过的草叶是光滑的,你知道吗?”
“远到中苏边界兴凯湖,近的地方也许在市郊。全看命了。”
“怨你镰刀磨得不快!”
“再给他加温!”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吧!清河的芦苇塘!”
“再见吧!死亡的天国‘586’!”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间活着。”骆新民说,“当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对儿都 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粮了!”
“再远的地方也该回来了。”
“在家里养病,怎么也比在农场要好;我们想回家看看,还没有条件呢,这也算因祸得 福。”
“在狼窝就得学狼叫,这是我的一大进步。”
“在哪年哪月哪个时辰呢?”
“在上初中。”
“在这儿呆下去,有啥子前途?”他老家四川,1947年秋天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
“咱们办公室有常用药,你去抹点红药水吧!”
“咱们没有共同语言。”“头人”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一字一板地告诫我,“这 是对你最后一次争取,你要是坚持这个态度,你将悔恨终生!”
“咱是说……是说……别的地震!”他转了又转以后,终于道出了他的担忧。
“怎么,那边怎么还有人哭?”
“怎么把车往女厕所的墙上赶?”
“怎么不喊‘报告’就进来?”坐在帐篷中心的值班班长对我喊叫。
“怎么不见警卫?”
“怎么处理的?”
“怎么样,老弟!”我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和他相遇。
“怎么样?痛快点儿了吧!”姓刘的头人对我说,“记住,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囚 笼里多一份清高,就多受一份罪。”
“摘帽子?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张沪。”
“张沪出了什么事情吧!”他淡档地回答,“呆会儿王主任会告诉你的!”
“张沪性情刚烈,你得动员她服软。”“小黑子”说,“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先 应付过去再说。”
“张沪有过自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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